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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建共生的全球支付產業鏈

      時間:2016-11-29     作者:馬近朱     來源:金卡生活

      中國支付行業mpos機行業要借走出去的寶貴機遇,為人民幣國際化和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提升作出貢獻,為國家爭名利,成為全球金融界的一股清流。

      2005年至今,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范圍內的貿易量大增,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全球價值鏈發生深刻變化,全球財富總量迅猛增長,貧困人口顯著減少。但是,在25個全球發達經濟體內,三分之二的家庭實際收入未見增長,甚至出現下降,而2005年前的十年間,僅2%的家庭出現過這種情況。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某些群體,將這種現象歸咎于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蠢蠢欲動。政客們為了選票,積極附和這種思潮,奉行以鄰為壑的政策,相互間頻繁設置貿易壁壘,反全球化愈演愈烈。事實上,發達經濟體的政客以及精英群體正是全球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這注定了他們制定的反全球化政策并不具有可持續性,甚至難以為繼。 

      全球化浪潮下平臺型企業依托技術創新迅猛發展

      全球化何以對全球整體發展有利,卻獨獨傷害了發達經濟體的部分階層?除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外,科技創新引發的破壞性變革也是重要因素??萍紕撔碌陌l展被全球化不斷放大,發達經濟體首當其沖。成長于美國本土的在線平臺企業,如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等,借助平臺特有的網絡效應占領包括本土在內的全球市場,獲取比其他企業高得多的用戶數和利潤額。統計數據顯示,谷歌的日搜索量高達40億次,幾乎控制了全球搜索活動的69%;谷歌還和蘋果一道,向全球90%的智能手機提供操作系統;臉書的月均使用人次超過中國人口總數;亞馬遜則占有全球三分之一的云計算市場,其云服務部門僅2015年一年的業務增長量就超過50%。目前,這四家公司的市值排名都高居全球前十位以內。

      平臺型企業依托新一代信息技術,重構市場供需要求,將注意力從注重生產效率的供給側轉向造就網絡效應的需求側,不斷以技術創新造就邊際報酬遞增,驅動企業成長壯大,再以全球化為抓手,將觸角伸向世界各個角落。只要是有互聯網的地方,他們的業務量就得以成千上百倍地增長,善用投資入股和兼并收購等資本運作方式,又進一步加速了他們業務版圖的擴張,自然而然地成為信息技術時代的跨國巨無霸。當前,人民幣已正式進入SDR貨幣籃子,成為國際性貨幣,為中國支付業的全球化打開了的機會窗口。

      中國支付業要知己知彼,既要洞悉國際平臺型企業的全球化運營策略,又要準確把握自身全球化的發展定位,充分發揮既有平臺優勢,在遵守展業國家和地區規制的前提下,積極構建共生的全球支付產業鏈。

      熟知國際平臺型企業的全球化運營策略

      國際平臺型企業的全球化運營具備兩大顯著特點。一是采取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方式,降低應繳稅款。企業通常會創建一系列控股公司,將資產放置于低稅率的國家和地區,這些控股公司再將分公司、子公司設在稅收較高、監管較嚴的國家和地區,造就層疊狀的公司所有權和控制權架構。自2000年以來,通過這種公司架構安排轉移的資金總量大幅度上升,目前已占全球FDI總量的30%。2012年,英屬維京群島成為世界第五大FDI接收國,FDI流入總量高達720億美元,英國本土的經濟總量是維京群島的3000倍,同年的外資流入量也不過460億美元,完全無法跟前者相提并論。荷蘭和盧森堡等國也由于低稅率而成為FDI的集中流入地。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調研結果表明,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100家企業,每家旗下平均擁有20家控股公司,這些公司端坐于復雜的控股、部分控股、共同控股的鏈條頂端。其中,又以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國際平臺型企業最為復雜,它們大多采用轉移定價(transfer pricing)和控制權倒置(inversion)的方式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稅率間游走,尋求利潤的最大化。谷歌在2007-2009年期間,將美國本土以外的利潤轉移至百慕大、愛爾蘭和荷蘭,將實際稅率降至2.4%。但這種做法也有法律風險,如蘋果公司在過去十年內,利用同愛爾蘭的協議,通過特別的公司架構安排,對美國本土以外的收入和利潤實施了轉移,20168月,歐盟委員會要求愛爾蘭對蘋果征收高達130億歐元的稅費??刂茩嗟怪脛t表現為,利用兼并收購,變被收購方為名義上的總部,減少應繳稅款。

      二是對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進行游說(lobbying),這種方式也成為此類企業的業務重點,所耗資費往往占公司總成本的70%。通過游說,企業通常能夠獲得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等關鍵機構的支持,在行業立法和規制等方面占得先機,享受政策性紅利。

      支付業是典型的平臺型企業,熟知和掌握全球平臺型企業的一系列既有運作策略,最大化網絡效應和企業利潤,對中國支付業的全球化有重要意義。  把握中國支付業的全球發展定位。

      支付產業鏈較長,參與方眾多,不僅包括商業銀行、銀行卡組織、支付機構等傳統參與方,還集合了電信運營商、電商平臺、社交媒體等新興跨界機構。就目前全球支付業的發展現狀來看,銀行卡組織仍是支付產業鏈的核心機構和主導者,擁有銀行卡清算品牌,負責制定清算標準體系和業務規則,協同支付產業鏈上的各參與方入網,實現銀行卡的規模發行與廣泛受理,提高銀行卡交易處理和資金清算的效率。它既為持卡人和商戶提供了安全、便捷的支付服務,又解決了平臺兩端機構的協調、談判成本問題,最大化自身的發展價值??紤]到特定品牌的銀行卡與該銀行卡組織的清算技術標準緊密關聯,包含整套交易信息傳輸、資金清算、差錯處理、糾紛解決等技術規則,具有較強的專屬性,因此不論是商業銀行發卡,還是商戶和支付機構受理帶有特定銀行卡組織品牌標識的銀行卡,都是對該銀行卡組織標準體系的采用。

      品牌不僅是銀行卡組織的商標,更是銀行卡清算業務的核心,這表明某張銀行卡及其交易遵循由該銀行卡組織制定的清算標準和業務規則,也代表了由該銀行卡組織為銀行卡交易提供一系列服務,具有很強的技術性及標準化屬性。依據西方國家的反壟斷法,企業為統一技術標準、提高經濟效益而形成的卡特爾(Cartel)是合理的,受反壟斷法的豁免,銀行卡組織正是這一類可豁免的合理化卡特爾。

      因此,中國支付產業鏈在全球化過程中,要牢牢掌握并使用好這一全球通行的法律規則和競爭法治,圍繞自有的民族品牌卡組織,齊心協力,抱團出海,最大化支付業的網絡外部效應,以期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的益處,爭取在全球范圍內與其他國際品牌銀行卡組織平起平坐,獲得同等發展壯大的權利。

      構建共生的國際支付產業鏈,擴展中國支付業的全球版圖

      科技越發達,社會越進步,企業的市場行為成本就越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更是營造出“大小機構平等”和“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同權”的良好氛圍,使得各類組織都能做到協同發展、共生共榮。十多年來,商業銀行、銀聯體系、BAT和電信運營商等支付產業鏈參與方,以博弈合作構建起完整、協同、共生、覆蓋全國的支付產業鏈,并在與支付相關聯的電商、物流、社交媒體等領域開辟了許多嶄新的戰場,取得了驕人的成就。

      在國內市場競爭日益白熱化的今天,“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支付業進入全球支付產業鏈分工、提升自有支付品牌含金量,向世界講好中國支付故事提供了良好機遇。中國支付業一是要以國際通行的平臺型企業運營法則,協同全球產業鏈上各類企業和組織,以網絡效應不斷擴大業務范圍,不僅要同國際卡組織、大型商業銀行、電信運營商、國際電商平臺等話語權較大的機構形成合作,還要注意并購一批具備較強科技金融基因的初創企業。二是要和國際同業一道,在中國支付標準走出去、取得階段性成果的現狀下,參與制定包括區塊鏈在內的新興業務的全球標準,嘗試達成各種類型的全球協議或地區性協議。三是要因地制宜,在展業國家和地區提供多元化雇傭方式,向當地輸送更多就業機會。四是要順應當前世界一些經濟部門和領域“虛擬化”(virtualization)和“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同步并發的潮流,推動扮演行業領頭羊角色的企業躋身全球經濟制高點,進入跨國巨無霸行列,獲得與展業國家和地區相關規制制定者談判的地位,跟隨型企業則要配合領頭羊企業,認準自身定位,發揚企業家精神,在中國支付業全球化中找尋新商機,快速成長壯大。

      總而言之,中國支付業要借走出去的寶貴機遇,順時而動、加緊布局、做大做強。既要為人民幣國際化和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提升作出貢獻,為國家爭名利;也要在反全球化思潮中開辟一條中國道路,成為全球金融界的一股清流,化中國思維于全球治理,積極致力于推動全球化進程,為人類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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